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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之殇
    2011-08-25 12:01:50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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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8月10日,仪陇县妇联副主席陈静走出县人民法院,长长吐出一口气。当地一起纠结了两年的强奸案终于有了结果:仪陇县板桥乡一名教师因涉嫌强奸本班女生,县法院近日以强奸罪判处被告4年有期徒刑。
        从2007年6月至今,这个案子共进行了3次判决。
        第一次判决,法院认定被告犯强制猥亵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第二次判决,在犯罪事实和罪名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改判为一年零六个月。第三次判决,法院认定该教师利用教育管理之便与女生强行发生性关系,强奸罪成立。
        得知判决结果没几天后,案子又有了新发展。陈静得到消息,被告教师不服判决结果,提出上诉,案件将由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没办法,受害者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事隔8个月才报案,搜集证据很难,后来的证据也自相矛盾,才出现了三次审理三个结果的情况。”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中,陈静很无奈,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18日,记者来到仪陇县板桥乡,被害人小萍(化名)已远走深圳。
        案件的主人公虽然走了,但关于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调查采访却刚刚开始——
        ●第一回合●
        直面“性”的态度

        对话:
        记者问,什么是性侵犯?
        孩子们回答:“就是一个男生把另外一个男生推到女生身上,故意有异性接触。”
        仪陇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2006年10月20日早上,被告人陶伟强以接电话为名,将本班学生小萍骗到寝室。小萍到后,被告人陶伟强将门反锁,强行将小萍抱到床上将其强奸。之后又以接电话为名或以不调换座位相威胁,多次将小萍强奸。
        起诉书中的陶伟强案发时是板桥小学初中部某班的班主任。案发前他已在板桥小学任教9年。
        证据的搜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据陈静回忆,案发后8个月,小萍才在家人的鼓励下报警。“无法搜集直接证据,都是旁证,比如受害人的日记,还有她同学的口供,为定罪制造了很多困难。”
        在案件受理过程中,还牵扯到另外两个疑似受到被告人猥亵的女生。公安部门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这两个女生,她们却不约而同地三缄其口。
        小萍的校长李辉见证了搜寻证据的艰难。据他回忆,另外一名疑似受害者小叶(化名)现在成都打工,然而具体在哪里工作,她的家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无奈之下,省公安厅只得一一排查通话记录,终于确定了小叶的电话号码。拨通之后,电话那头的女孩却坚决否认自己是小叶,“不配合,说请不要打扰她。”最后在仪陇县公安部门和县妇联坚持不懈的思想动员下,小叶同意提供口供,但拒绝出庭作证。
        在整个搜寻证据的过程中,凸显的是大多数人对“性”的讳莫如深。这一点,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也深有同感。
        小马今年6月刚从板桥初中毕业,即将去仪陇一中就读。说起小萍的事,小马颇为同情,不过她仍然认为:太过开放,这是小萍受到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多学生就她被欺负了,可见跟她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
        记者问,要是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该怎么办?小马沉思良久,给出一个让人回味的答案:“妈妈说私底下不要跟男生和男老师走得太近,会被人说闲话的。”
        彭超琼和张莉也是板桥初中的学生,和小马的看法不同,她们认为出了事情,被告教师应该负主要责任。不过她们似乎并不愿意深入讨论,尤其是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谈恋爱的同学时,张莉有些不好意思,转过头看别的地方,彭超琼则回答:“我们平时不太关注这个,只是觉得早恋不好,影响学习。”
        17岁的彭超琼年长张莉两岁,她所理解的“性侵犯”跟张莉一样,就是“一个男生把另外一个男生推到女生身上,故意有异性接触。”这个概念是生物课上老师教的,彭超琼记得当时同学们都在偷笑。说到这里,腼腆的张莉再次侧过头,用手掩了掩嘴。
        当直面“性”的问题时,如何把握尺度,当地老师也很犯难。“为了避免产生不好的氛围,一般我们都不提‘性’这个字,都只说‘伤害’、‘侵犯’。”板桥初中生物老师汪太武说。
        “农村青少年性心理发育普遍不完全,并且滞后于其性生理的提前发育和成熟。68%的人对于男女之间接吻拥抱这些行为还存在很深的禁忌。”这段文字来自2009年3月一篇全国获奖的论文——《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与对策》。参与论文调研和写作的是西华师范大学的一群学生。领队徐向明告诉记者,论文的调查时间为2008年7月8日至22日,对象是南充市营山县的农村学生,调查形式有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和资料查阅等。
        ●第二回合●
        “性”事前的保护

        对话:
        “你们认为避孕套真的有避孕效果吗?”记者追问。
        又是漫长的沉默,“没有吧,不知道,课上没说……”
        “在帮助公安机关搜寻证据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小萍的日记。从日记看,受害者并没有被强迫的意思,她似乎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侵犯,这是很可怕的。”陈静说,留守青少年感情脆弱且敏感,容易寄托在相对成熟睿智的人身上,如果没有正确引导,很容易受到伤害。
        “没有父母管教,有些孩子连基本的价值判断都容易出现错位,更不要说性观念了。”在乡村学校任教十年,李辉校长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深有体会。
        在南部县升钟镇,派出所所长梁正军讲述的一个案例让人无奈:省内某地,一个14岁的女生和一个15岁的男生谈恋爱,不仅怀孕,还生了孩子,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闻讯赶回家中。男方家人拒不负责,男生也闭门不见,女生却表示自己自愿,双方在法律上已成年,司法部门无法定罪,无奈之下,女方家长只好带着女儿和这个意外的外孙背井离乡,远离非议。
        说到这里,梁正军叹了口气:“没办法,在她的观念中,没有伤害和被伤害的概念。”
        《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与对策》中提到:在调查走访营山县的几个乡镇卫生院后发现,未成年人未婚先孕的情况比较严重。发现未婚先孕的情况以后,未成年人一般采取的措施是人工流产。多的时候,医院一个月要做3~4个人流手术。她们的年龄一般是集中在14~16岁,其中最小的12岁。并且,她们在做完人流手术以后,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后期一般都不会再去医院复查。
        “知道避孕套吗?”在板桥乡,面对记者突然抛出的问题,彭超琼和张莉同时哑然。半晌,彭超琼犹豫着点点头。“那你们认为避孕套真的有避孕效果吗?”记者追问,又是漫长的沉默,“没有吧,不知道,课上没说……”
        “不要说孩子,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有一个20多岁的新娘,也不知道什么是避孕套。更不知道采取避孕措施了。”徐向明告诉记者。
        ●第三回合●
        “性”的启蒙教育
        对话:
        外婆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也在耍朋友哦。”
        小孩回答:“不要乱说,那么不要脸的事情,我才不做呢!”
        性早熟,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孩子,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仪陇县丁字桥镇元滩村村民周英的儿子刚满8岁,竟然也知道谈恋爱这回事,回家跟父母说班上有同学谈恋爱了,还露出不屑的表情。外婆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也在耍朋友哦?小孩竟然回答:“不要乱说,那么不要脸的事情,我才不做呢!”
        儿子把“耍朋友”解释为“不要脸”,周英颇有些得意,她认为这是儿子“纯洁”的表现。对于儿子的理解是否扭曲了两性关系,她并不在意。何谓性,何谓爱,两性之爱到底是自然天成还是“不要脸”……周英觉得,这些问题儿子到时自然就会知道答案,“现在说多了反而让他学坏。”
        周英常年陪伴儿子左右,也没有对孩子性教育启蒙的意识,那么留守儿童的情况如何?
        《农村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与对策》一文谈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经商,而身边的监护人出于一些传统伦理道德纲常的束缚,很少给予他们涉及到性的知识,使其不能正常接受有关青春期的性教育,相对于父母在家的儿童而言,他们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缺失了。
        受害者小萍就是一个长年留守的孩子。
        小萍4岁时,父母就去了深圳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爷爷今年60岁,在他的记忆里,平时除了吃穿住行,跟孙女几乎是零交流。也是由此,家人才对小萍受到侵犯的情况后知后觉。
        “平时都在学校,老师应该知道她的情况,她父母又不在身边,我们怎么可能插手太多?”整个采访过程中,小萍爷爷话很少,他最后说的这句话却道出了乡村学校性教育缺失的隐忧。
        徐向明告诉记者,2003年3月,重庆巴蜀小学举行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第一课,曾引起全国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一时间,许多学校跟风开设了这门课。但仅仅持续到2004年9月,曾经如火如荼的性健康教育课,就偃旗息鼓了。
        当时,重庆市江北区某校校长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性教育哪里用得着使用教材并花费宝贵的课时来讲,只需在平时课外的其他教育中自然地渗透一些就行了。
        这正是论文调研者们所担心的事。徐向明认为,家长和学校之间往往缺乏配合,都把责任推给对方,因而出现性教育主体的“真空”状态,由“谁都该管”变成了“谁都不管”。
        后续
      2005年3月,四川省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珍带领相关专家在成都、绵阳、西昌及马尔康等地的中小学校进行了调研,在随机抽样的1274名3、4年级的小学生中,有1/2的孩子不知道何为“性侵害”,且有一成以上的孩子,在遭遇性侵害之后,不知道如何应对。
        “城市和农村,都缺乏性教育,相比之下,农村孩子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教,更加容易受到性伤害。”胡珍认为,要改善青少年性教育缺失的状况要从学校教育着手。
        性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防范性侵害,更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起孩子的性别角色认同,正确认识两性交往,从而树立起正确的性道德观。以上观点在胡珍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经常出现,然而提到如何在现实中建立起规范和谐的性道德体系,她几度叹气,感叹前路漫漫。
        “主要是师资的缺乏。”胡珍告诉记者,由于国家教育部门并未设置性学专业,涉及到性健康、性心理等专业领域的知识往往都编排在教育学或心理学等专业课程中,专业人才的缺乏让性教育的普及困难重重。
        为了弥补缺憾,胡珍带领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一起编撰了“中小学性健康教育教师指导丛书”,用以指导中小学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适时适当的性教育启蒙。据了解,在省教育厅的积极推动下,胡珍挂帅的“区域性推进学校性教育行动”已经从今年4月开始推进,成都市金牛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等地的试点学校正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如果进展顺利,将会逐渐扩展到全省所有的中小学校。”胡珍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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