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经过调查，我发现群众对农会主席康某颇有意见。这个农会主席利用主持农会的权力，私受地主家属的贿赂，与地主勾结，私下保证帮助地主过关。此人能说会道，很能蒙蔽一些人。鉴于此，我建议工作组进一步调查康某平素的表现。这时其他同志也在访问中发现有些村里的农会内部成分不一，有的村里的地主借助宗派势力，只分田给了少数农民，企图分化瓦解贫雇农团体。这些情况让我们感觉到了斗争的复杂。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07年5月17日第5版 作者：常甲辰  原题为：王淦昌：参加土改是我人生的重要转变

王淦昌是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6年为了撰写他的传记，我曾多次深入地采访过王淦昌老师。回首当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参加的土改工作。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之后，党即在城乡各界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1950年10月，经严济慈介绍，王淦昌加入了“九三学社”。1951年4月，作为“九三学社”的新成员和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被中国科学院指定参加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与他一起参加土改的还有胡愈之、严济慈、陆志韦、钟补裘、骆介子、朱洪元等科学家和学者。

提起当年这段“特殊”的经历，他一直记得非常清楚，并作过详细的日记：

“对参加土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

“1951年5月，我们从北京到达重庆，在那里进行了半个月的时事和政治学习。对参加土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到了工作队，我的身份就已不是一名科学家了，而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工作队队员。6月初，我们来到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土改工作团川北分团的团长由胡愈之先生担任。当时担任川北地委第一书记、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

“在南充期间，土改工作团在南充做了进一步的分工，我被分配到仪陇县土门乡参加土改。这个乡的土改工作分队长是一位叫康长征的同志。

“1951年6月9日，在我参加的土门乡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发现会开得并不热烈，贫雇农观望的人比较多。这与我听到和在简报上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工作团的同志们商量以后，决定工作队队员要一家一家地亲自找贫雇农谈心，了解他们的要求，解除他们思想上对地主和村干部的顾虑。我到几位贫雇农的家中进行了访问。

经过调查，我发现群众对农会主席康某颇有意见。这个农会主席利用主持农会的权力，私受地主家属的贿赂，与地主勾结，私下保证帮助地主过关。此人能说会道，很能蒙蔽一些人。鉴于此，我建议工作组进一步调查康某平素的表现。这时其他同志也在访问中发现有些村里的农会内部成分不一，有的村里的地主借助宗派势力，只分田给了少数农民，企图分化瓦解贫雇农团体。这些情况让我们感觉到了斗争的复杂。

“6月13日，我再次走访了几户贫雇农。他们反映康某与他人合谋分取地主的水田，廉价购买地主的衣服，还与个别人相勾结，在群众中作威作福。据此，我建议工作组将康某开除出农会。工作组在掌握相当证据之后，召开了群众大会，由群众当面与康某对证，揭发康某的丑行。最后，群众一致同意开除康某的农会会员资格。至此，发动群众的大门才算是真正打开了，工作组的威信也树立起来了，为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月16日，川北行署秦仲方副主任到土门乡听取土改工作汇报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要求以后‘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与健全农会组织，树立农会独立精神，避免由工作组包办代替’。

“6月20日，工作组和农会召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这一次，不仅到会的人数多，而且情绪热烈。一些很顽固的地主，在群众一桩桩血的控诉面前，渐渐低下了头，承认了剥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