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之谜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个待解的“谜”。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从艰涩滞重的印痕中探索历史。

朱德元帅之谜

1　“农民情结”之谜

　　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仿佛希腊神话中安泰须臾不可离弃大地，成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这种对农民的痴心和迷恋究竟源自何处？又为的是哪般呢？


1．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88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西麓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朱德正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俗话说得好：“幼年学的，象石头上刻的”，一个人童年时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决定他日后事业发展的方向，难怪精神分析学家在解答精神病人的疑难病症时或者在进行释梦工作时要详细追问病人或梦者的童年经历呢？要了解朱德的独特个性，我们最好也从他的童年开始。

　　朱德本人生下来时的小名叫“狗儿”，母亲共生下十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养不起，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岁入私塾读书时，取名代珍。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靠勤劳节俭以便同饥饿作斗争的经济单位。吃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早饭是高粱稀饭，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里大多吃的是掺有豌豆、蔬菜、红薯的杂粮饭，像猪肉或其它好吃的东西在阴历年时才能够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则属于妇女和小孩。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来，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喂养鸡、鸭，或者打扫院子。祖母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89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