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伙夫头之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　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

　　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